“赵凤英，你是活腻了还是脑子叫驴踢了？！”
刘全发的嗓门跟打雷似的，把供销社后面这排平房的窗户纸都震得直颤。
赵凤英站在灶台前，拿铁勺指著他的鼻子：“刘全发你小点声！孩子在炕上睡著呢！”
“你还护上了！”刘全发一把推开门帘往炕上瞅了一眼，压低了声音，但语气更狠了，“你捡回来个穿红嫁衣的丫头，你知道这意味著啥不？那是配阴婚的！阴婚！王家花了二百块钱买的人，你给人藏家里，人家找上门来你扛得住？”
赵凤英没吭声。
她当然知道这意味著啥。
她在供销社干了快十年，什么三教九流的人没见过。这一带的规矩她清楚——配阴婚虽然国家明令禁止，但在偏远的农村，这种事屡禁不绝。尤其王家那样的人家，花了二百块钱买了个活人配冥婚，丟了“货”，绝不可能善罢甘休。
刘全发是隔壁的邻居，在供销社当仓管员，跟赵凤英打了十几年的交道。
他这个人胆小怕事，但不算坏人，真正让他害怕的是牵连。
“凤英，我说句不好听的。”刘全发搓著手，语气缓了一些，“你一个寡妇，孤身一人住在这儿，把这种来路不明的孩子留在家里，传出去……別人怎么说？万一王家的人追过来，你一个女人家，怎么应付？”
赵凤英把铁勺往灶台上一拍，苞米糊糊的汤汁溅了出来。
“刘全发，你见过那孩子的手没有？”
“啥？”
“十个手指甲全翻了，额头一道三寸长的口子，后背全是旧伤疤。四岁半的丫头，大冬天光著一只脚在雪地里跑了一宿。”赵凤英的声音在发抖，但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气，“你让我把她扔出去？你让我把她送回王家？送回去干啥——让她跟一个死了三天的男人躺在棺材里一块埋了？！”
刘全发被噎住了。
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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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安静了一瞬。
炕上传来一声极轻的响动。
赵凤英回头看去——念念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正缩在炕角的被子里，露出半张脸。
那张小脸上还残著冻疮和擦伤，额头上的伤口用布条包著，渗出淡淡的血痕。
一双黑亮的眼睛死死地盯著刘全发，眼睛里没有泪，只有一种跟她年龄完全不匹配的警觉和戒备。
像一只隨时准备逃跑的小兽。
刘全发对上那双眼睛，心里头一阵发毛。
不是害怕，是难受。
他活了六十来岁，自个儿也有孙子孙女，他知道四岁的孩子应该是什么样子——
应该满地打滚、哇哇大哭、见了生人往娘怀里钻。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不应该缩在墙角，一声不吭，眼睛里全是大人才有的东西。
刘全发咽了口唾沫，转过脸去，不看了。
“我不管了。”他闷声说，“你自己看著办。出了事別赖我没提醒你。”
门帘一甩，人走了。
赵凤英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她端著一碗温热的苞米糊糊走到炕边，在念念面前蹲下来。
“丫头，饿了吧？喝口糊糊。”
念念的目光从门帘上收回来，落在赵凤英的脸上。
她没有马上接碗。
“婶子。”念念的嗓子还是沙哑的，像是砂纸在磨，“那个伯伯说得对。我不能连累你。”
赵凤英愣了一下。
她以为自己听错了。
一个四岁半的孩子说“我不能连累你”——这话是从哪学来的？
不对，不是学来的。
是被逼出来的。
赵凤英的鼻子一酸，使劲忍住了。
“喝糊糊。”她把碗塞到念念手里，语气硬邦邦的，“別想那些有的没的。你现在就一个任务——把身体养好。”
念念低头看了看碗里金黄色的苞米糊糊，热气扑在脸上，暖融融的。
她端起碗，小口小口地喝。
喝到一半，手抖了一下，差点把碗洒了。
赵凤英伸手扶住碗底。
念念抬起头，嘴唇上沾著糊糊，眼眶通红，但还是没哭。
“婶子，我能去找我爸爸吗？”
赵凤英从棉袄贴身口袋里摸出那张叠好的纸条，展开来看了一眼。
“顾砚秋，青河县程家湾大队。”
她把纸条小心翼翼地折好，重新揣进口袋里。
“能。婶子帮你想办法。”
这天下午，赵凤英把供销社的活儿交代给柜檯上的小陈，自己跑了一趟镇上的邮电所。
白马镇的邮电所就两间房，一个邮递员、一个接线员，再加上一个跑乡下邮路的老周。
老周大名周长顺，五十来岁，瘦高个儿，常年骑著一辆二八大槓自行车，在白马镇和周边几个公社之间送信送报。
他的邮路往东，经过三个公社，最远到青河县。
赵凤英在邮电所门口堵住了刚送完信回来的老周。
“长顺哥，我求你个事。”
老周把自行车往墙上一靠，摘下狗皮帽子拍了拍雪：“啥事？”
“你明天跑东边那条线，帮我捎个人到青河县。”
老周一愣：“捎谁？”
“一个小丫头，四岁半，要去青河县找她爸。”
老周的眉头立刻拧成了疙瘩：“赵凤英，你搞啥？我是送信的，不是送人的。一个四岁的丫头，万一路上出了事，算谁的？”
赵凤英从兜里掏出三块钱，拍在老周的车座上。
三块钱。
老周一个月的补贴才四块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