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零三分，林秀兰睁开了眼睛。
没有闹钟。养老院朝南的房间安静得像一口深井，没有摄像头闪烁的红点，没有那个从隔壁房间传来的、命令她起床的咳嗽声。
她盯着天花板上的一道裂纹，等了三分钟。然后才想起来：周建国死了。三个月前死的。或者说——她看着他在地板上抽搐，没有递药，没有叫救护车，只是坐在沙发上，等戏曲频道的广告播完。
现在她自由了。自由得像一具被掏空内脏的躯壳。
三个月前的那个清晨，她还在另一个厨房里。四点五十的闹钟，她设了三个，怕睡过头。周建国说，他前妻都是这个时间起，晚了蛋就老了。
油星子溅到手背上，烫出一个水泡。她没出声，把蛋翻了个面。溏心。蛋黄必须是软的，晃一晃会颤。这是标准。
“秀兰？”隔壁传来咳嗽声，不是真咳，是清嗓子，“粥好了吗？”
“快了，”她盯着锅里咕嘟的白粥，“蛋煎老了，我重做。”
“嗯。”
那声“嗯”从门缝里飘进来，轻飘飘的，却像一块石头压在她后颈上。
老陈走后的第三年，林秀兰开始害怕冰箱的嗡嗡声。
那声音在深夜特别响，像某种生物在黑暗中缓慢呼吸。她跳广场舞，在队伍最后面比划胳膊，心里盘算着：如果死在这屋里，要等几天才会被发现？
答案是：七天。她有次摔了一跤，在卫生间躺了六小时，最后是邻居张姐来借葱，才把她扶起来。张姐说：“秀兰，你脸色不对，去医院查查？”她说：“没事，低血糖，**病。”
但那天晚上，她对着冰箱站了很久。嗡嗡声。她忽然想，得找个人。不为爱情，为收尸。
周建国就是那时候出现的。
那天她扇子掉了，弯腰去捡，眼前炸开一片黑雾——低血糖。她蹲在地上，等那阵眩晕过去，或者等有人发现她。一只手伸过来，捡起扇子，递给她。
手指很干净。指甲剪得整整齐齐。
“林老师，小心点。”
她抬头。七十岁左右，灰白头发，藏青色夹克，洗得发白但干净。她注意到他的袖口，磨出了毛边，但用熨斗熨过，折痕锋利。
“您认识我？”
“听过你讲课，”他笑，眼角的褶子很深，“以前我儿子在你班上，周磊，记得吗？”
她摇头。教了三十五年书，学生太多。而且她的记性越来越差，有时候连昨天吃了什么都要想半天。
“没关系，”他说，“现在认识了。我叫周建国，退休工程师。”
他伸出手。她犹豫了一下，握上去。他的手很暖。老陈的手总是凉的，哪怕夏天也是。
“一个人过？”他问，眼睛看着别处，不看她。
“嗯。”
“我也是，”他说，声音低下去，像在说一件见不得人的事，“老伴走了五年了。”
五年。比她还长两年。
“难啊，”他说，“一个人，吃饭都没滋味。我每天早上买豆浆油条，都吃不完，扔一半。”
她没接话。但那天晚上回家，她煮了碗面，打了个蛋。以前她都是凑合，泡面或者剩饭。但那碗面她吃得干干净净，汤都喝了。
她想，要是有人跟她一起吃就好了。
从那天起，周建国每天早上给她带豆浆油条。
“林老师，”他把豆浆递给她，塑料袋上凝着水珠，“趁热喝。”
“叫我秀兰吧，”她说，“退休了，不是什么老师了。”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眼角的褶子更深：“秀兰。这名字好，秀气，兰心蕙质。”
她脸有点热。多少年没人这么叫她了？老陈叫她“哎”，女儿叫她“妈”。秀兰两个字，像是从上个世纪飘过来的，像我妈还活着的时候，叫我吃饭的声音。
他晚上等她跳完舞，送我到单元门口。她说不用，他说“黑灯瞎火的，不安全”。她上楼，开灯，从窗户往下看，看见他还站在楼下，仰头看着她的窗户。她挥挥手，他才走。
张姐问她：“林老师，谈恋爱呢？”
她说：“胡说什么，都这岁数了。”
“这岁数怎么了？”张姐撇嘴，“我表姐六十五再婚，现在天天旅游，滋润得很。”
她没说话。但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她会想：如果老陈在，会是什么反应？
老陈活着的时候，他们话不多。他修了一辈子机器，手指缝里总有洗不掉的机油味。她备课，他看图纸，台灯下两团沉默的影子。但他们彼此知道对方在。现在没人知道她在了。
周建国话多。他说以前的事，说工厂，说儿子，说老伴怎么走的——肺癌，半年，“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他说这些的时候不看她，看着茶杯，手指摩挲杯沿。她注意到他的指甲还是干干净净的。
“她走之前，拉着我的手，”他说，“说『建国，再找个人吧，别一个人熬着』。我哭了，我说『我不找，我等你』。”
他抬头看她，眼睛有点红：“可我熬了五年，熬不动了。秀兰，你说我这是不是对不起她？”
她说：“不是。她让你找，是心疼你。”
他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握住她的手。她没抽开。
“秀兰，”他说，“咱俩搭个伴吧。不为别的，就说说话，吃口热饭。我每天早上给你带豆浆，你晚上给我做碗面，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