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的动作很快。
电话打过去第三天，一份初步比对报告就送到了吴良友的办公桌上。 “吴省长，杨律师的收费模式很有规律。” 刘敬坐在对面，翻着手里的分析报告，语速比平时快了近一倍，“他律所的收费标准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法律顾问费每年几万块，合同审查费每份几百到上千块，诉讼代理费按标的额比例收取。但如果你把收费时间跟项目进度对照起来看，就会发现一个规律：每次招标前一个月左右，他律所的‘咨询费’会突然增加；项目中标后一个月内，‘法律顾问费’会再次到账；工程款拨付后，‘专项服务费’会迎来第三次高峰。三笔费用加起来，远远超过正常法律服务的收费标准。” 他把报告翻到一页柱状图，图上的收费高峰期用红色标注，跟项目进度的关键节点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 “而且这些费用支付方不只是他直接服务的那三家公司，还有一些看似不相干的企业——比如青远市矿渣堆治理工程的中标企业，有好几家都给杨律师的律所转过‘法律顾问费’。 这些企业跟杨律师之间没有正式的法律顾问合同，但转账记录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有一家企业在一年内向杨律师转了将近十万块，却没有签过任何法律服务协议。 我们找了那家企业的会计问话，会计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最后才承认是老板让转的，说是‘关系维护费’。” 吴良友接过报告逐页翻看。 报告做得很扎实，每一笔费用都标注了时间、金额、付款方和收款方，旁边附了对应的政府工程项目名称。 他翻到最后一页，那里有一张总结性的网络关系图——杨律师的律所居中，向外辐射出十几条红线，每条红线连接着一家企业，企业旁边又标注了这些企业背后的退休干部或在职干部的亲属关系。 整个图看起来像一个蜘蛛网，杨律师就是网中心的那只蜘蛛。 “有没有直接指向顾部长的证据？”吴良友问。 “有一笔。” 刘敬把报告翻回中间一页，指了指其中一行数据，“顾部长的外甥的公司，在工业园区标准厂房验收前一个多月，向杨律师的律所支付了一笔‘法律顾问费’二十万。验收通过后的当月，又支付了一笔‘专项服务费’十五万。两笔费用合计三十五万，远超正常法律服务的收费标准。而且，这两笔费用的转账记录里，附言写的是‘咨询费’，但杨律师的律所并没有为这两笔费用开具对应的服务清单——正常法律服务都会有的工作日志、审查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这两笔费用一份都没有。也就是说，钱收了，但没有任何法律服务产出的记录。” 吴良友把那张网络关系图放在桌上，用手指在顾部长外甥的名字上点了一下“这笔三十五万的费用，能不能直接证明顾部长知情或参与？” “单独看这笔费用，只能证明顾部长的外甥向杨律师支付了超出正常标准的费用，但不能直接证明顾部长本人知情。” 刘敬如实说，“但如果我们把这条线索跟其他线索串起来——虚假验收报告上签字的是顾部长的老部下，杨律师又是顾部长的老部下，顾部长的外甥在杨律师的帮助下通过了虚假验收——这些证据形成链条后，顾部长就很难辩解自己不知情了。一个人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老部下在干什么，但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外甥跟自己的老部下有密切往来。更何况，这三个人之间的互动太频繁了，通话记录、转账记录、合同签署时间都高度重叠。” 吴良友拿起座机拨通了省纪委冯书记的电话： “冯书记，专案组在杨律师的律所账目里发现了重要线索——顾部长的外甥在厂房验收前后向杨律师支付了共计三十五万的‘咨询费’，但没有对应的法律服务产出记录。这笔费用的时间节点恰好对应虚假验收报告出具的时间。同时，杨律师的律所还为多家在工程质量倒查中被列入黑名单的企业提供过类似服务。建议尽快对杨律师采取措施。” 冯书记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好。专案组准备对杨律师进行问询。同时，请审计署那边配合，把杨律师律所近几年的所有收费记录全部纳入审计范围，逐笔核实服务真实性。如果查实有‘虚假服务’‘以服务费名义变相行贿’的嫌疑，立即移交司法机关。另外——顾部长的外甥也要同时问询。两头突破，看哪一头先开口。”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专案组同时约谈了杨律师和顾部长的外甥。 杨律师是个五十多岁的瘦高个，戴着金丝眼镜，穿着一件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的灰色西装。 他走进问询室时步履稳健，脸上带着职业律师特有的从容笑容，坐下来时还下意识地整了整领带。 专案组出示了他律所收费记录和对应的工程项目时间节点比对表，他的笑容渐渐凝固了。 但仍坚持说所有收费都是“合法法律服务”，拒不承认参与任何违法违规活动。 他的手指不断敲击桌面，节奏越来越快，像是一台失控的节拍器。 真正的突破口在顾部长的外甥那边。 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顶着一头稀疏的头发，面色灰白，额头上的抬头纹在日光灯下格外显眼。 他做了一辈子生意，顺风顺水惯了—— 舅舅在省委组织部当常务副部长，老部下遍布省市县三级，走到哪里都有人给面子—— 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被带进问询室面对两个表情严肃的纪检干部。 当专案组出示了工业园区标准厂房的虚假验收报告原件、他向杨律师支付大额“咨询费”的转账记录、以及施工队负责人承认按他要求偷工减料的证人证言时，他的心理防线一下子就崩溃了。 他的肩膀开始颤抖，双手在膝盖上搓来搓去，像要把手上的一层皮搓下来。 “验收是杨律师帮我安排的。他说只要钱到位，验收组那边他会搞定，不用我操心。具体他找了谁我不知道，我只负责付钱。” 他低着头，声音嘶哑，像是嗓子眼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舅舅不知道这件事。是我自作主张找杨律师的，你们别查我舅舅。” 但专案组接下来出示的证据让他沉默了。 那是一份通话记录清单，显示在厂房验收前后，顾部长的手机号码和杨律师的手机号码之间有频繁通话记录，有些通话时长长达半小时。 还有几条短信记录，是顾部长发给杨律师的，内容很短，只有“辛苦了”“办得不错”之类的话。这些短信被杨律师保存了下来——大概是留作后路，没想到真的派上了用场。只不过派上用场的不是杨律师自己，而是用来指证他的老上级。 “你舅舅真的不知道吗？” 专案组组长把通话记录推到他面前，用手指在上面轻轻敲了两下，“验收前后这一个月，你舅舅和杨律师之间通话了十几次。其中有好几次是在验收组进厂的前后半小时内。你觉得他们是在聊天气吗？” 顾部长的外甥盯着那份通话记录看了很久，脸上的表情从困惑变成愤怒，又从愤怒变成绝望。 他忽然双手捂住脸，肩膀开始颤抖。 过了好一会儿，他把手放下来，眼角的泪痕还没干，但声音反而平静了。 “我交代。我舅舅知道。不但知道，整件事都是他让杨律师安排的。验收组的老处长是他的老部下，他一个电话就搞定了。他说这事他不能直接出面，让杨律师当中间人，所有费用都通过律所走，就算将来出事，也只能查到我和杨律师头上，查不到他。我付给杨律师的那三十五万，其中有十五万杨律师转给了验收组的老处长，剩下的二十万留在律所。这些都是我舅舅安排的。他还说，让我放心，他在组织系统干了那么多年，没人敢查他。” 专案组连夜突审杨律师。 当审讯人员将顾部长外甥的证词记录放在桌上，逐页翻给他看时，杨律师沉默了将近十分钟。 问询室里只有日光灯发出的嗡嗡声和他手指敲击桌面的声音—— 这次不是有节奏的敲击，而是焦躁地来回划着桌面。 最后他摘下金丝眼镜，用袖口擦了擦镜片，又重新戴上，动作很慢，像是在给自己争取思考的时间。 “我可以交代，但我有个条件——我律所的执业许可证不能吊销。我在律所工作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老婆常年卧病在床，全靠我一个人养家。” 他的声音沙哑而疲惫，再没有了刚进来时的那种从容。 专案组长没有回答他的条件，只是倒了一杯水推到他面前：“说吧。” 杨律师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手在微微发抖： “那些‘咨询费’，确实不全是法律服务费。有一部分是替顾部长转给验收组的，有一部分是替我转给招标办的，还有一部分留在律所当‘风险金’——万一出事了要请人摆平。顾部长很谨慎，他从来不直接经手钱，所有资金都通过我的律所中转。我律所账上的那些钱，进进出出的，看着数额很大，其实大部分都不是我的。我就是一个过路财神。” 他顿了顿，像是在回忆什么，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茫然： “但有一条我敢肯定——吴良友本人在这件事上没有收过一分钱。不但没收过钱，工程质量终身责任追究制推出来后，他还专门开了会强调黑名单是刚性约束，谁说情都没用。那些被列入黑名单的企业想走吴良友的路子，根本走不通。顾部长就是因为这个才急眼的——他外甥的企业被列入黑名单后，他让我想办法从吴良友身上找把柄。我查了很久，什么都没查到。这个人干净得让人找不到下嘴的地方。” 专案组长把这些供述整理成案卷材料，当天晚上就报送给了巡视组和省纪委。 冯书记看完材料，沉默了很久，然后拿起座机拨了一个号码。 “顾部长，明天上午九点，请你到省纪委来一趟。”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顾部长的声音响起来，还是那样沉稳，不急不缓：“好的。我准时到。” 但冯书记听出来了—— 那沉稳的声音下面，有了一丝微不可察的颤抖。 像是一面坚固的墙壁，在倒塌之前发出的第一声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