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官窑，是我大清的宝贝啊……”陈景明的手指轻轻抚过瓶底的崩瓷，那里的胎土泛着陈旧的黄，混着点黑灰，“这伤是新的，像被硬物磕的。”他突然想起临行前父亲说的话，“咸丰十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了，宫里的宝贝被抢了无数……”
后面的话陈景明没说下去。他看着紫地瓶，像看着个流落异乡的亲人，满身伤痕，却倔强地挺着。
“我想买它。”陈景明掏出钱袋，倒出里面的法郎，零零总总加起来，还不够皮埃尔收价的十分之一。他的脸瞬间涨红了，“我……我可以分期付款吗？我每周来给它擦灰，给您讲中国的瓷器，直到付清为止。”
皮埃尔看着他攥紧钱袋的手，指节因为用力泛白。他想起那些深夜里瓶子渗出的水珠，想起梦里那个哭泣的女人，突然点了点头：“可以。但你得告诉我，它的故事。”
从那天起，每周三下午，陈景明都会准时出现在古董店。他带来自己配的清洁液——用糯米汤煮过的软布，说“这样不伤釉”。他擦得极慢，顺着缠枝莲的纹路，连卷叶的缝隙都不放过，仿佛在抚摸什么易碎的珍宝。
“你看这片叶子，”陈景明指着瓶腹的一片缠枝莲，“边缘有细微的磨损，是经常被触摸才会这样。说不定当年宫里的娘娘，总爱摸这片叶子。”
“金缮里的金粉，”他又指着口沿的补痕，“是赤金碾的，寻常人家用不起。这手法像道光年间的，那时候宫里兴‘金缮补瓷’，说‘以金补玉，以心补痕’。”
皮埃尔搬了把椅子坐在旁边听，偶尔插句嘴：“它为什么总在雨天渗水？”
陈景明愣了愣，随即眼眶发红：“或许是想家了。瓷器是有灵性的，离了故土，就会生病。”
三个月后的一个傍晚，陈景明给瓶底的崩瓷拍照时，镜头里突然闪过一点莹白。他屏住呼吸，用镊子小心翼翼地从崩瓷的缝隙里夹出个小东西——是枚指甲盖大的玉佩，玉质温润，上面刻着个模糊的“德”字。
“它有同伴。”陈景明捧着玉佩，眼泪掉在紫地瓶上，“这是中国人的习惯，不会让宝贝孤单。”他说这玉佩该是当年藏瓶人塞进去的，怕它在黑暗里害怕。
皮埃尔看着那枚玉佩，突然觉得这紫地瓶不再是“破瓶子”了。它带着人的温度，带着遥远的牵挂，在异乡的橱窗里，默默守着一个跨越山海的约定。
光绪十九年开春，陈景明收到家里的信，说母亲病重，催他速归。
最后一次来古董店时，他付清了最后一笔钱，却没把紫地瓶带走。“现在时局动荡，”他把玉佩轻轻放回瓶底的缝隙，“带它回去，怕是又要遭难。”
他从画夹里拿出幅画，是他照着记忆画的圆明园——断壁残垣间，这只紫地瓶静静立在角落，月光洒在它身上，像给它披了件银衣。“等中国太平了，麻烦您把它送回去。”陈景明的声音带着恳求，“它属于那里。”
皮埃尔接过画，郑重地点头。
陈景明走后，皮埃尔把画挂在橱窗里，和紫地瓶并排。有客人问起，他就指着画说：“这是它的家。”
后来古董店换了主人，紫地瓶被辗转卖到一个私人收藏家手里。新主人嫌那枚玉佩“碍事”，随手扔了，只在瓶底的缝隙里留下个小小的凹痕，像只睁着的眼睛，默默看着窗外的巴黎街景。
1925年深秋，皮埃尔的孙子整理祖父遗物时，在一个旧木箱里发现了那幅画，画背面贴着张泛黄的字条，是祖父的笔迹：“此瓶来自中国，应归中国。”
那天巴黎又下了雨，孙子把紫地瓶从储藏室抱出来，放在窗前。他看见釉面又渗出了细密的水珠，顺着瓶身的裂纹往下淌，滴在那幅画上，像在回应一个迟到了三十年的承诺。
街对面的面包店换了新老板，是个中国姑娘，看见橱窗里的紫地瓶，突然停下脚步，用带着乡音的法语问：“这瓶子，是不是从中国来的？”
孙子望着她，想起祖父临终前的话：“有些东西，走得再远，也记着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