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夜间可以起到额外的遮蔽作用，让鬼子在第一时间很难判断机枪火力点的确切位置。
手雷分两组，第一波等鬼子先头部队全部进入沟口再炸，第二波留着封口。
他用刺刀在沟口内侧和外侧各画了一个叉号。内侧的叉号代表第一波手雷的投掷区域——等鬼子的先头部队完全进入沟口最窄段之后
，从两侧高处投掷手雷，在封闭空间内造成最大杀伤。外侧的叉号代表第二波手雷的投掷区域——用来在沟口外侧制造障碍和火力封锁，阻止后续鬼子增援部队快速涌入。
步枪手分散在两侧高处，打一枪换一个位置，让鬼子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
他的刺刀尖在两侧崖壁的位置上画出了几个分散的小圆圈——那些圆圈的位置并不均匀，有些密集，有些稀疏，有些在高处，有些在半腰。这不是随意画的。每一个圆圈都对应着一个他在下午侦察时就已经标注过的天然射击位置——一个石缝、一个土坎、一棵大树后面、一块突出的岩石平台。这些位置之间都有隐蔽的通道相连——或者是崖壁上的裂隙可以侧身通行，或者是灌木丛可以匍匐穿越——方便射手在开枪后迅速转移到下一个位置，造成多点同时开火的假象。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是游击战的基本功，但在这种特殊地形下，效果会被成倍放大。峡谷的石壁会产生强烈的回音效应，一声枪响会在两侧崖壁之间来回反射好几次，听起来就像是三四个方向同时有人开枪。再加上射手不断变换位置，忽左忽右，忽高忽低，对于沟底被压制的鬼子来说，他们根本无法判断敌人到底有多少、在哪里。
恐惧会在未知中无限放大。十三个人可以伪装成五十个人的火力密度。而鬼子一旦高估了对手的兵力，他们的进攻节奏就会被迫放慢——派侦察兵、调重火力、布置战术、层层推进——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时间。
时间。
他画完最后一道线，把刺刀插进地里。
刺刀没入泥土，只剩刀柄和护手露在外面，在火光中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苏勇松开手，直起腰，目光从周围那些被火光照亮的面孔上缓缓扫过。
那些脸。
有老有少，有黑有白，有方有圆。有的脸上写满了久经沙场的老辣和沉稳，有的脸上还带着少年人特有的青涩和惶恐。有的脸上伤痕累累，旧疤叠新伤，像一张被反复折叠又展开的旧报纸；有的脸上干干净净，连胡茬都没有几根，皮肤细嫩得像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白萝卜。
但有一样东西，在每一张脸上都是一样的——他们的眼睛。
那些眼睛在火光中亮着，每一双都直直地盯着苏勇，等着他说最后一句话。那些目光里有信任、有期待、有恐惧、有决绝，像是十二束深浅不一的光，从不同的方向汇聚到同一个焦点上。
记住，我们不是要打赢他们。我们只需要拖住他们。拖到天亮，大牛就能把情报送到。
苏勇的声音平静而坚定，像一块沉入深水的石头。他没有说豪言壮语，没有喊口号，没有进行慷慨激昂的战前动员——那些东西是给几百人几千人的大部队准备的，在十三个人面前喊口号，只会显得虚伪而可笑。他只是把最简单、最直接、最本质的事实告诉了他们：我们的任务不是打赢，是拖住。拖住就是胜利。
至于拖到最后我们还能不能活着——他没说。
所有人都不需要他说。
张大彪抱着机枪蹲到凸岩后面，拍了拍枪身。
那挺歪把子被他擦了又擦，枪身上的漆皮早就磨光了，露出底下暗灰色的金属本体，上面布满了细小的划痕和磕碰的凹印——那是无数次战斗留下的印记，像是一个老兵身上的伤疤。弹匣卡座被他检查了三遍，确认咬合紧密没有松动。枪托——歪把子那个标志性的偏向右侧的弯曲枪托——被他用手掌反复摩挲着，那个动作带着一种近乎抚摸的温柔，仿佛他怀里抱的不是一挺机枪，而是一个老伙计、一个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生死兄弟。
放心，老子这挺机枪，够那帮孙子喝一壶的。
他咧嘴一笑。那个笑容在火光映照下显得格外粗犷和豪迈，露出一口被烟熏得焦黄的牙齿，门牙上还有一个黑洞洞的缺口——那是去年跟鬼子拼刺刀的时候被枪托磕掉的。他笑起来的样子很丑，但在场每一个人看到这个笑容，心里都莫名地安定了几分。
张大彪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不会说什么鼓舞士气的漂亮话，他只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用最粗糙的方式，告诉你一件事——老子还在，枪还在，就他妈没什么好怕的。
其余战士也各自散开，钻进黑暗中的石缝和土坎里。
他们的动作很轻，很快，像十一只猫一样无声地消失在了峡谷两侧的暗影中。每个人都记住了苏勇在地上画的那些圆圈，记住了自己的射击位置、转移路线和投弹时机。他们没有做任何多余的事情——没有互相握手，没有互相拥抱，没有说活着回来如果我死了帮我给家里带个信之类的话。这些话在电影和小说里很感人，但在真正的战场上，没有人会说这些。因为一旦说了，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可能回不来——而在战斗开始之前承认这一点，是致命的。
你得骗自己。
你得让自己相信，自己能活过今晚。
即使所有的数字和逻辑都告诉你不可能。
没有人多说一句话。
沉默在峡谷中弥漫开来，像一张无形的网，把所有人都罩在了里面。这种沉默不是软弱的、胆怯的沉默，而是一种凝重的、压缩到极致的沉默——就像拉满弓弦时那根绷到极限的弦发出的、只有紧贴着弦身才能听到的嗡鸣声。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仗意味着什么。
苏勇最后站起来，把身上仅剩的半壶水灌了两口。
水壶是一只缴获来的日军铝制水壶，壶身上用刺刀歪歪扭扭地刻着两个汉字——。苏勇不知道那两个字是哪个鬼子刻上去的，也不在乎。壶里的水已经不多了，晃一晃只有浅浅的一层，灌进嘴里只够湿润一下干裂到快要迸血的嘴唇和像着了火一样灼痛的喉咙。那水带着铝壶特有的涩味和一股淡淡的铁锈味，算不上好喝，但在此刻却比任何琼浆玉液都珍贵。
他咕咚咕咚灌了两口，每一口都忍着没有咽，而是让水在口腔里停留了几秒钟，让干裂的口腔黏膜充分吸收水分，然后才慢慢地咽下去。冰凉的水顺着食道滑进胃里，那种感觉就像是在一片烧焦的荒原上浇下了两滴露水——杯水车薪，但总比没有强。
然后他把水壶扔了。
那个动作很干脆——右手一松，铝壶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咣当一声落在几步之外的碎石堆上，壶盖弹开，最后那点残余的水洒在了石头上，很快被干燥的泥土吸收得一干二净，只留下一小片颜色稍深的湿印。
他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多余的重量、多余的牵挂、多余的指望——通通不需要了。从这一刻起，他身上只有枪、子弹，以及一条随时可以交出去的命。
他端起枪，走到最靠近沟口的一块巨石后面，单膝跪下，枪口对准西边那片越来越亮的车灯光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