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首个大型都邑，承载着无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底蕴。这里见证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起源，为我们揭示了城市发展的早期脉络；同时，也孕育出了辉煌的青铜礼乐制度，成为了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值得一提的是，二里头还孕育了最早的核心文化，为我们探索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提供了宝贵线索。可以说，二里头见证了从古老的邦国向强大王国的伟大转折，为解决一系列重大考古和历史问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首先，二里头文化明确提出并确立了“择天下之中”作为建都地点选择标准的都城选址制度。这种选址理念强调了地理中心位置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建立政治权力和统治秩序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次，二里头的先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都城多网格布局规划模式。他们巧妙地设计了多个相互交织的网格系统，使得城市的布局更加有序、合理且高效。
再者，二里头文化首次创立了“建中立极”这一独特的宫廷礼仪规范。这种礼仪凸显了中央权威与极点地位，进一步强化了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和权威性。
此外，二里头王国对祭祀活动和复杂手工业给予了极高的重视。他们投入大量资源用于祭祀仪式，同时也发展出了精湛的手工艺技能，制造出精美的器物和艺术品。
第五点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文化确定了“居葬合一”的布局形态。居民的居住区域与丧葬场所紧密结合，体现了人们对生死循环和祖先崇拜的重视。
最后，二里头文化创造出了独特而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以及青铜礼乐制度。青铜礼器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承载着社会等级和礼仪规范的象征意义。这些青铜礼制引领了后世的礼乐制度发展，成为早期华夏文明的核心特征、独特之处和精神内核。
综上所述，二里头文化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制体系，以礼制遗存为载体，以等级制度为核心。这套体系在中华文明的总进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为后来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史记》开始，按照传统习惯来讲中国历史，通常都是从三皇五帝开始叙述，接着依次讲述夏商周、春秋战国等等。然而，自五四运动以来，新兴的古史辨学派彻底颠覆了由传统的“盘古开天地”和“三皇五帝”等观念所构筑的中国古代历史架构。在此之中，顾颉刚先生提出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观点，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他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起源给予了特别关注，并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传说中的古代历史阶段逐渐延长；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演进，传说中的核心人物也被描绘得越发伟大。”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历史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多个历史阶段逐步积累形成的。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贡献，这些特点和贡献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全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被夸大或神化，从而形成了传说中的形象。例如，三皇五帝在传说中被赋予了超凡的能力和智慧，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始祖和精神象征。
此外，顾颉刚先生还强调了时代背景对传说形成的影响。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社会需求和价值取向，这也导致了传说在不同时期的演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传说中的历史也在不断地被重新解读和阐释。
总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古代历史。它提醒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要保持警惕，不仅要关注书面记载，还要考虑到传说、神话等非文字资料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真实面貌。
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许多学者开始质疑夏朝是否真的存在过。在海外，一些西方学者因为找不到夏代和商代的文字证据，直接否定了这两个朝代的存在，并断言“东周以前没有可靠的历史记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发生了转折。1899 年甲骨文的出土以及 1928 年安阳殷墟的发掘，确凿无疑地证明了殷商王朝的真实性。有些学者根据这些发现推断出《史记·夏本纪》同样应该被视为可信的历史文献。于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考古学界提出了“夏文化探索”这个重要课题。
1959 年夏天，着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亲自率领团队前往豫西地区寻找“夏墟”。他们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二里头遗址被成功发现！从那一刻起，夏文化的探索正式拉开序幕。尽管目前对该遗址的挖掘面积还不足总面积的 2%，但已经展现出的璀璨光芒令人惊叹不已。人们不禁好奇，在那厚厚的泥沙之下，究竟隐藏着一个多么令人震撼的地下世界？而这个谜底，恐怕只有等待未来更多的考古工作来揭晓了。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此地揭开了华夏文明那神秘而壮丽的序幕。文明乃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之全新阶段，其鲜明特征在于物质资料生产之持续拓展、精神生活之日趋丰盛以及社会分工与阶层分化之愈演愈烈。随着社会分工与阶层分化之演进，逐渐衍生出各异之阶级，并最终催生出具有强制力之公共权力国度。
文明实则乃于国家治理之下所缔造出之物质、精神及制度层面诸般发明创造之总和。其中，物质文明乃生产力发展水准之彰显，涵括维系文明存续之物质资料之生产，以及科学技术之发展态势等，主要体现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技艺之进步以及自然科学知识之演进，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人们认知并改造物质世界之能力。
精神文明作为文明社会中的观念与意识形态，涵盖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与理解。它主要体现在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而制度文明则代表了文明社会的组织架构，包含了国家政体、社会权力结构、管理体系以及政治制度等关键要素。国家的诞生无疑是迈入文明社会的最核心标志。
文明的确需要清晰明确的定义。文明的起源基本可以视同于国家的起源。从国家的形态来看，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存在着差异。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它们都主要表现出阶级压迫、社会分化的特征。具体来说，就是存在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伴随着系统化的暴力行为，以及制度化的公共权力。只有具备了这些特点，才能称之为国家；反之，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项，就无法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关于何为“中国”文明更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话题。传统观点普遍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然而这是否意味着长江流域被排除在这一范畴之外呢？随着四川三星堆和江西大洋洲等地商代墓葬的发现，我们对于这些地区的认知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有些人可能会质疑：这些真的属于中国的文明吗？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滚雪球”理论、严文明先生的“重瓣花朵”理论以及张光直先生的“交互作用圈”理论都提供了新的视角。根据这些理论，这些地区无疑都属于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过去，我们曾一度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单一的、线性的，然而通过多年的深入研究，我们逐渐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期，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早已日益紧密，并最终融合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我们这个文明起源不应该理解为像蜡烛一样，从一个地方向周围地区传播，而应理解为像花丛一样，在这个丛体里的都是中国文明。这更符合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实际。
根据目前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仰韶文化晚期可以被看作是一条极其关键的分界线，时间大约在距离现今五千年至四千年间的前半段，也就是距今约 5000 年前后至 4500 年左右这段历史时期。像良渚、双槐树，还有近期重新发掘出来的南佐遗址等等这些地方，它们的主体部分均处于这个至关重要的时间段内，并有着令人惊叹不已的大规模公共工程的重大发现。毫无疑问，这表明了当时正处于一个文明要素迅速积累的重要阶段。随后，便迈入了龙山时代，人类社会开始大步流星地朝着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形态迈进，逐渐由“以人事神”转变为“神道设教”。
在这个特定阶段里，众多的考古遗迹清楚地展示出贫富差距的明显分层、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甚至还包括准国家形式的政治实体的陆续形成。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断言，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深入探究必须要从这个时期起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