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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敬天,崇圣 ,法祖

李风禾迟疑了片刻说:“记不清了,那时候光顾着,去看故宫了,忘记去没去太庙了。”

“嘿,我也是,都没太注意到旁边的小门。”

王言调侃道:“你都知道小门了,怎么就没进去看看。”

“谁让牌子上挂着劳动人民文化宫。”

“哈哈,我就是因为挂着这牌子好奇,看看跟我们那里的文化宫有什么不一样,就进去逛了逛。进去一看果然大不一样,不愧是首都的文化宫。要不是建筑面积小,几座宫殿跟故宫有的一比,正殿也很壮观的。相对于故宫,太庙的人少多了。”

“嗯,还好咱们是国庆节后来的,不然这会儿里面的人也多。”

夏先衍微微点头,问:“发现灵源后,太庙没封锁?”

历忱雨回答:“这个灵源的伴生物有些特殊,肉眼看不出什么异常,就没有封锁。”

“挺好,我还担心,伴生物有些显眼,不好处理呢。”

石韫玉附和着说:“也幸亏没有在故宫那种地方诞生,否则要想封锁住灵源之地的相关信息可就难咯。”

就在几人闲聊的功夫,到了目的地,一行人在国家博物馆附近下了车,然后从地下通道穿过长安街。来到了太庙南门门口,抬头一看上面挂着书写了“燕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牌匾,入口果然不起眼。

出示了证件,进入太庙,然后绕到了太庙中轴线上。

随着逐渐的深入,夏先衍能够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灵气,以及随处飘荡的造化之气。

穿过戟门,眼前的广场上赫然就是灵源的中心,再往后看去雄伟庄严的享殿显得格外庄严肃穆。

这座古老建筑,作为时间的见证者,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每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历史的痕迹,散发出岁月沉淀下来的独特气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兴衰更迭后,依然屹立不倒,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民族的记忆。

岁月沉淀下来的气息,是时间的低语,是历史的回响。

肉眼看上去周围并没有任何不同,在七位修行者的视角中,感知到了不一样的世界,这里的灵源伴生物依附原本的建筑而诞生。灵源范围内的建筑上,披了一层外衣,恢复到了最初的样貌,时间回溯,仿佛回到了永乐年间建成的那一刻。更神奇的是这里的建筑拥有了时光雕刻的功能,它们刻下了所经历的历史场景。

在这些建筑上,夏先衍间感知到了历史的碎片,那是来自过去的太庙所经历的历史片段。

夏先衍用神识勾动起一幅幅历史场景,他的内心充满了震撼与好奇。所展现的历史画卷,大多数是明清历代帝王在这里举行祭祖典礼的场景。

这座古老的皇家建筑,曾经承载过先人敬天法祖的信仰。

敬天、崇圣 、法祖,这是华夏人的信仰。

这是华夏文明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精髓。敬天,是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尊重;崇圣,是尊崇为民族发展做出杰出贡献之人;法祖,则是对祖先智慧和道德的继承与发扬。这种文化理念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华夏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精神。

慎终追远

人的肉体虽然死了,从物质的属性来看,人和动物、植物没有根本的区别,人在宇宙中连一粒灰尘都不如。但是,人因为灵魂而伟大。死亡绝对不仅仅是告别和分离。

——

华夏对上天和祖先的祭奠有着悠久的传统。距今5000余年前的良渚文化揭开了我国祭天的序幕,遗址中发现了外方内圆、制作精美的玉琮,被认为是贯通天地的手段或法器。

到了商代,商王从巫的手中夺过祭天之权,自称膺服天命,代理上天进行统治;同时商王将自己的祖先神格化,希冀通过祖先“宾帝”的方式,对人间的商王进行护佑,自此,“敬天”与“祭祖”文化开始合二为一。

畤祭文化源于周,兴于秦,盛于汉,废于莽,上承西周郊外祭祀,即“郊祀后稷以配天”,下启都城南北郊祭祀,即“祭天于南郊,瘗地于北郊”,在华夏国家祭祀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华夏国家祭祀系统从西周郊祀、秦汉畤祭、隋唐圜丘、到明清的天坛、地坛演变的重要过程,也是华夏古代国家祭祀观念变迁的重要阶段。

华夏文明中的“祭祖”文化,祭祀先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传统,也是人类文明独有的文化现象。汉代是华夏文明“祭祖”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通过追溯共同的祖先故事,极大地提高了华夏民族的内聚力,强化了政权内部族群间的文化纽带。

《大戴礼记·礼三本》载:“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汉代儒学将“事先祖”视作仅次于天地的大事,其中武帝时期由董仲舒撰写的《春秋繁露》是“敬天法祖”文化的集大成者。

在书中,董仲舒提出了着名的“君权天授”与“天为万物始祖”的观点,如《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基义》中“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之语,皆通过“君权神授”确立了皇帝的绝对权威。

同时,《春秋繁露》中也梳理了“天”与“祖”的关系,将“天”提到了万物之祖的地位,如“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这就将“天”和“祖”合而为一,为“敬天法祖”提供了合理的建构手段。如果天为人类始祖,那么君王必须以天的意志来行政,以保全天的子孙。这种“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成为汉文明留给后世的重要遗产。

“敬天法祖”的思想也对后世影响深远。《明史·礼志二》所录夏言奏疏有云:“敬天法祖,无二道也。清代康熙皇帝遗诏开篇即言:“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

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修养苍生,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每年清明节都会在炎帝陵、黄帝陵举行盛大的祭祖活动,遥寄对先祖的追思,对上天和祖先的敬畏已经成为华夏文明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崇圣”作为华夏文化中一个极为显着且独特的特征,深刻地体现了华夏民族对于在历史长河中为国家和民族发展做出杰出贡献之人的高度尊崇与敬仰。这种“情结”不仅强化了华夏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还使得华夏文化在与其他区域文化的交流中展现出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魅力。

华夏民族所尊崇的圣人,他们不仅是在各自领域内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奠基者,如科技、文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更是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指引者。这些圣人通过他们的智慧、品德和成就,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不断追求卓越、勇于创新。

在华夏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圣人被后世所尊崇和敬仰。他们中既有像黄帝、尧、舜、禹这样的古代帝王,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高尚的品德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也有像周公、孔子这样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们提出的政治理念和道德观念深刻影响了华夏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还有像老子、庄子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深邃而富有启发性,为后世提供了独特的思考视角和精神寄托。

在华夏五千多年的文明进程中,涌现出了无数位圣王与圣人,他们皆以“复其初”的精神,以“守先待后”的担当,用生命维系着华夏文化的“圣脉”,传承着华夏民族的“圣道”,使华夏文明绵延五千余年而从未中绝。华夏民族的“圣脉”与“圣道”,通过人们虔诚祭祀这一独特的形式,流淌于华夏人的血液之中,延续于华夏人的生命之内。